A：看来我不应该完全做音频节目，还应该做点视频节目。

以前做《冬吴相对论》的时候，很多听众也问过这个问题，是不是有人帮你们写好了稿子，然后你们在现场念？我也回答过，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是即兴的。

一般的情况是这样：我会事先想几个选题，约定一个时间录节目，梁冬工作非常繁忙，一进来都是，“老吴老吴，今天讲什么？”我就会说几个话题，说到一个话题，他会说这个没意思，没感觉，还有呢？说到另一个话题，说，嗳，这个可以，咱们开始录吧。一直是这样一个状态。

这种方式好的地方就是，谈话的氛围非常自然，而不是演出来的。梁冬是专业的主持人，而我是一个从来没做过主持人，普通话还这么糟糕的一个人，要在广播电视上做节目，确实是一个黑天鹅事件。

所以，我也就很难用通常做节目的方式来做。因为，一旦我意识到演出开始了，我就进入到了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，努力的“用嘴写文章”：明明是一个很好的口头表达，最后都会不由自主的在非常仓促的时间里把它转成书面语言。

很多作品，或者产品形成了自己的特色，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它的资源很丰富，创造它的人特别有能力，而恰恰是因为资源不丰富，或者能力不够，或者是受到了某种客观条件的限制。这种歪打正着，有时候就产生了一种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效果。

我们以前讲过之所以有海明威式的文体，是因为海明威是一个派驻在国外的记者。他在写电讯稿的时候，除了要把一件事情说清楚之外，还要千方百计节省电报的费用，因为那时候电报的费用是非常高的，所以他被迫需要用最简单的、最少的字去把一个问题说清楚。

这种限制使得他无意当中练就了一种功夫，外人看来，这种功夫无异于一种绝活：一句话中没有形容词，能用三个字绝对不用四个字，最后导致了所谓海明威文体的产生。由于我没有专业的主持人训练，使得我被迫选择了一种很野的、很原生态的方式，可能这种类型的节目很少，大家听起来还有一点新鲜感。

至于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引经据典，还真不是背的，也不是照着稿子念的。是因为小时候、年轻的时候，读了一些经典。当我不知道读什么书的时候，我就用最笨的方法，去读那那些根本不用任何人推荐都知道的书。

这些书说起来好像很多，其实并不多。比如《论语》，也就2万5千多字。其实把它读完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。我读的时候，才发现我们日常语言当中，有很多的话都是出自这些经典当中，只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。比如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，比如“未知生焉知死”，这些都是在论语里头的。

这些经典，无论是他的思想还是语言，后来就无意当中成为了我思考和表达的一部分。所以在谈到一个问题的时候，非常自然的就会想到它。我经常对朋友们说，引经据典真的不是因为看上去有多高大上，其实是因为他省事儿。

所谓经典，其实就是一些特别复杂的表述都难以说清楚的事情，它一句话就说清楚了。它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，就是因为它的表达最直接，最简单，最直击要害。